| 因为孩子参加高考，这些日子是在忙碌、关注、焦急、期待中度过的。同时也情不自禁地回忆起自己当年的高考来，当时是那样的清苦、简单，比之现在，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我是1965年在冀中平原的一个县城中学参加高考的。我很轻松，因为身上没有压力，父母一直希望我在家务农，考不上也不会责怪我，甚至还要高兴呢；加之我的功课尚可，心里有底。两天的考试很顺利，校园内外安安静静，家长们没有一人去陪考，考生在学校集中用餐，简单的大锅饭菜。
高考结束，我扛起铺盖卷回到家中。因为求学，从呀呀学语到长成一个大小伙子，在家吃了这么多年闲饭，我心中总有一种愧欠感。离发榜还有一个多月，我要利用这段时间挣点工分，给父母一些安慰，家里只父亲一人挣工分，日子很紧巴。于是我每天到生产队干活，随整劳力出工。当时正值栽白薯的时候，半天要挑40多担水，我的肩膀压得肿起三指高。连续一个月的风吹雨打，太阳暴晒，蚊虫叮咬，身体毒火并发，我的左额和左臂长了两个核桃大的肿包，但依然出工。
8月中旬，我接到了北京广播学院(现为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的录取通知书。金榜题名，我当然高兴，我是村里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一片赞扬声，父母当然欣慰，但他们很平静，几乎没有对我说什么夸奖的话，考上大学，意味着我要“飞走”，老人家舍不得。
8月底，入学报到的日期临近，我兜里装着家里给的10元钱，母亲迈着一双小脚去送我。我背着行李：一床粗糙得可以蹭痒痒的被褥，几件换洗衣服，十几本书；母亲拎着一个装有搪瓷脸盆的网兜，我们要步行30多里的泥泞土路，到县城坐汽车到保定，然后我自己再乘火车进京。当时的我，一身家织粗布衣服，脚上是母亲做的方口布鞋。我头上、臂上的肿包仍然未好，敷着纱布。回想起来，一副多么狼狈的形象！
但北广对我们这些土气的新生很热情，很关心。第二天，总务处派人带我到医务室，给肿包做了个引流小手术，不久就痊愈了。学校几乎没有收费项目，生活上也很照顾，农村学生基本都能申请到助学金，一般每月15.5元(发饭票)，吃得很好，我觉得每天像过年。我只申请了12.5元，因为姐姐每月寄我5元，足够花用，到年底，我还用攒下的钱买了一件棉大衣。我从老家穿来的粗布衣服，在学校又穿了两年，直到洗得比“的确良”还薄，不能再穿。
我常想，如果晚生几十年，我时下正在贫穷的农村读书，还能顺利上大学吗？自然，我绝不是赞赏过去那种状况，毕竟社会要发展。我只是觉得，这求知之途，从根子上说就是黄卷青灯的寂寞之旅；育人的所在，也以规避物欲、远离喧嚣为佳。如今的高考和大学，繁复而堂皇，可谓烈焰烹油、花团锦簇、气象非凡，但弥漫其中的贵族气、金钱风与世俗化，也日渐严重。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不是需要来一点返璞归真的“瘦身”呢？(杨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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