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在人类世界里，这是最起码的道理，是社会共识，即使司法体系不支撑，民间道德体系也会很明确地遵守。可这样的道理用到环境上，似乎就不成立了，在有些地方，欠了环境债，可以不还钱，杀了环境里的生灵，可以不偿命。
浙江杭州萧山区有位40多岁的妇女叫韦东英，她从2003年底开始就持续举报发生在本村的环境污染，强烈要求身边的“南阳化工园区”搬迁或“零排放”。有一天，一位副市长托人带话给她，说这个园区再让他们污染三年，三年后我们一定让这个园区搬走。韦东英听后回答说：如果一个罪犯对公安局的人说，你让我再犯三年罪，三年以后保证让你抓我，公安局会怎么办？
这几年，我国政府在环境保护上似乎是抓得紧了，有人甚至认为，今年国家环保总局“升格”为国家环境保护部喻示着“中国环保元年”出现了。而从2007年起推出的一系列绿色政策，似乎又表明环境保护部门不再孤军作战，而持续地有了银行、保险、证券、商务、税务、监察等部门大军参与进来，组成了强大的绿色政策经济同盟军；而2008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环境信息公开，更是让环境保护部门有可能得到全社会的共同支持。一座全社会力挺环保，全社会力挺环境保护部门的高山巨岭，似乎正在隆起。
然而你细审这些政策，似乎都失之软弱。此时，欢呼我国环境保护“元年”，似乎仍旧有些过早之嫌。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标志？我想，就是“欠债还钱”的原则要在环保领域开始实施。大概要做三件事，一是要确立生态伤害罪或者环境污染罪，各地法院要勇于给环境受害者立案，让环境施害方得到应有的惩罚。第二是把资源成本和环境伤害成本全部纳入产品和消费的成本。第三就是开始支持环境公益诉讼，让“无告的自然界”，有公益的人或者机构替其要求健康权和复壮权，因为环境保护说到底是对自然界的保护，而自然界一定要在人类中寻找到代言人；它们受到伤害的时候，施害者也要给予赔偿，要承担伤害罪过。
可几乎中国所有的法院都对环境诉状敬而远之，让环境受害者求告无门。虽然各种污染事件一天要发生好几起，但极少有受害者的权利得到基本的保护。
要进行环境责任追究，就要能够对环境施害者的行为进行定性、定位和定量，只有当人知道自己要偿命，要还钱的时候，躁动的心才可能安分下来，野蛮与疯狂的行为才可能转型。我们是该狠下心来，划出一个有罪和无罪的“时间元点”。
更难的问题是，中国的许多排污标准非常宽松，不管是省标还是国标，都是宽松得让人惊讶，企业捧到桌面上的检测数据，个个都证明其排污口早已“达标排放”。可就是这些达了标的污水、废气、废渣，拥挤到自然界中，叠加在环境里，仍旧是剧烈的污染源和伤害力，这时候，你又如何找企业去算污染罪过？
因此，中国要真正进入“环保元年”，要做的事太多了。要画时间线，要重新确定排污标准，要明晰环境污染罪，要设立生态法庭，要给资源科学定价，要正确核算环境伤害成本，要尝试环境公益诉讼，这一点点一滴滴，不做出个模样来，不抢挖个周转场地来，就仍旧是在很宽松地保护着环境破坏者，而不是保护环境。(冯永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