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公安局将进行警务变革，用“织网防控”模式取代“严打”。2003年，时任公安部长的周永康第一次正式提出：“公安机关要促进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在公平和正义的警政思想的指引下，对“严打”的反思开始进入政府议程。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马振川坦言，“严打”是在特殊时期，为解决违法犯罪形势采用的特殊手段。但以战役式统一行动为主导的警务模式，已开始制约公安事业全面协调发展。
广东社会科学院骆梅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北京市对“严打”态度的这种转变意义深远。尽量铲除罪恶存在的土壤，才是减少犯罪的正途。(《潇湘晨报》6月9日)
1983年8月，鉴于社会治安的严峻形势，党中央作出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明确将七类犯罪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强调依法“从重从快”。20多年来，“从重从快”确实被我们的公检法等部门贯彻得很彻底。但在实践中，“从重”往往被理解成了多判、重判甚至多杀，以致违背了刑法“罪刑法定”、“罪行均衡”的原则。
固然，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看，“严打”可以最大程度地节省司法、执法资源，并以最快的速度收到成效。可是，刑事诉讼程序不仅是保障刑事实体法律正常实施的工具，执法、司法的成本，也不仅包括“直接成本”，和因执法、判决失当而导致的“错误成本”(比如国家赔偿)，程序之中还隐藏着在只有通过理性分析才能发掘的内在价值，比如公正和公平原则、及时判决原则等。正如有人所言，在执法和司法过程中，还应该考虑审判程序的精神价值和利益。“严打”，或许在物质上节省了成本，却必须为此付出牺牲程序价值、人权得不到保证、公平公正遭受践踏的代价。
从经济人的角度，制止犯罪只有两个手段：一是提高破案的概率，二是加大惩罚力度。经济市场有短期和长期之分，严打也有短期和长期之分。通过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重拳出击”，在短期内，确实可以提高破案率，收到不错的效果。但是，这不是长效机制。在以往的各种“专项整治”活动中，虽取得“突破性好转”。可经验一再告诉我们，严打永远走不出“一乱就打、一打就好、一好就松、一松就乱、一乱再打”的历史周期率。
此外，一个理性的罪犯，会对犯罪的机会成本作出适当的反应。也就是说，如果某人挣得合法收入的机会比较高的话，他就会适当减少犯罪动机和行为。事实上，美国经济学家库克和扎金发现，在经济萧条阶段，盗窃和抢劫的犯罪率有所增加。尽管他们的研究并没有证明经济周期和犯罪率之间的正向关系。但是，恶化的就业条件导致财产犯罪数量的上升，却是有依据的。而这，是不可能通过严打来达到的。要减少犯罪率，除了提高破案的概率、加大惩罚力度等手段，改善社会经济条件，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生存环境，是减少人身财产犯罪的重要手段之一。(彭兴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