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对话
主持人：危兆盖(本报记者)
特邀嘉宾：耿云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郑大华(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俞祖华(鲁东大学教授)
编者按
自由主义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种重要思潮，经历了发生、发展、衰弱的复杂历程，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亦发挥过重要作用，产生过多种影响。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近代史上的自由主义，不仅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关乎时代对自由主义的价值判断。近年来，学术界对自由主义思潮的研究非常活跃，成果不少，但也表现出某种非历史主义的倾向，这不仅造成了一些学术混乱，也容易误导广大读者。因此，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历史事实出发，对中国近代自由主义进行多视角、多维度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这种研究的目的，是对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正本清源，还其本来的历史面目。缘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联合聊城大学等单位日前在山东聊城举办了“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1840—1949)”学术研讨会。会上，《光明日报》记者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耿云志，湖南师范大学教授郑大华和鲁东大学教授俞祖华，请他们就“中国近代自由主义”这一话题各抒己见。
一、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思想来源
主持人：一般都认为活跃在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是一种舶来品，那么，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接受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的？他们在把西方的自由主义传播到中国社会时又与中国社会传统的思想资源进行了怎样的嫁接？
郑大华：“自由主义”一词源出西班牙语“Liberales”。作为一种思想，它最早出现在17世纪的英国，洛克是这一思想的最早提出者。19世纪初，它被首次用作西班牙自由党的名称，表示该党在政治上既不激进也不保守的政治态度。后来自由主义才在欧洲和北美得到广泛流行和使用，成为近代西方一种社会政治思潮或流派的代名词(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第618页)。由于自由主义者对社会问题往往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因而在西方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里，自由主义的具体表现和特色是不同的。但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潮或流派，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或思想内涵还是基本一致的，这就是强调以理性为基础的个人自由，主张维护个性的发展，反对一切形式的专制主义，认为保障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是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从这一核心价值或思想内涵出发，自由主义在思想上主张开放、多元与宽容，在政治上主张实行代议制民主，主张通过温和的社会变革实现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正是这种核心价值与思想倾向，使它区别于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等其他社会政治思潮，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严格地说，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是西方的舶来品，是严复、梁启超等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介绍到中国来的。在西方自由主义传入中国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中源”说非常盛行，这种学说认为西方近代的一些科学技术、思想学说源自于古代中国。受其影响，严复、梁启超等人在介绍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的同时，又力图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挖掘出能与西方“自由主义”相会通的内容，以证明自由主义在中国古已有之。严复就一再强调：“挽近欧西平等自由之旨，庄生往往发之。详玩其说，皆可见也。”所以他特别重视对老庄所谓“自由主义”思想的挖掘，著有《老子点评》、《庄子点评》等书，对老庄的一些思想作了“自由主义”的阐释。如对《老子》三十五章“往而不害，安平太”，严复就阐释为：“安，自繇。平，平等也。太，合群也。”这种阐释可能有利于西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但我们不能说老庄思想是他自由主义思想的来源。因为严复是先有了自己的自由主义思想，然后才对老庄思想进行自由主义阐释的，并不是他从老庄思想中吸取了什么，为我所用，形成自己的自由主义思想，其因果关系不能倒置。
耿云志：就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思想来源而言，我们承认，近代以前的中国未曾发展出成熟的近代自由思想，所以中国近代自由主义主要来源于西方，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完全不存在与近代自由思想相衔接的思想因素和可供近代自由思想生长的土壤。实际上，在先秦时代，也就是在大一统的君主专制制度确立以前，中国人追求自由的思想还是相当发达的，虽然他们不是用“自由”这个词来表达这种思想。比如著名的杨朱“为我”的主张，就是非常可贵的自由主义思想。但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却有意歪曲杨朱的思想，说他的为我思想是“拔其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就是极端的自私自利。后世尊儒的学者都尊信孟子之说。但据《韩非子》、《淮南子》等书的记载，杨朱“为我”的本义是“拔其一毛，利之以天下而不为”，意即本属我之所有，虽以天下之大利相交换，亦不为。这很接近近代群己权界的观念，是自由思想的一种非常质朴的表述。但秦汉以后，难以再见这种自由思想的表达。我们翻阅秦汉以后的文献，会发现一个很有趣也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即“自由”二字常常是与否定词“不”连用。如《三国志·吴书》之《朱治朱然吕范朱桓传第十一》谓：“桓性护前，耻为人下，每临敌交战，节度不得自由。”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这里“自由”一词的本义是自主；自主就是有自由意志。这与近代自由概念的意义是很接近的。不自由，显然就是不自主的意思。古人著述中常以“不自由”连用，这个语言现象说明，在秦汉以后的大一统君主专制社会里，不自由是人们所见所感的一种常态现象。反过来说，自由就是一种脱离正统、脱离主流的非常态现象。所以，我们在研究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时，应加强对中国古代相关思想资源的整理，尤其应加强西方自由主义被引进中国以前汉语文献中“自由”语意、语境的研究，这有利于更深刻地理解中西文化异中有同和同中有异的真实关系。
俞祖华：如耿先生所言,在中国古代思想里确有一些类似于近代西方自由思想的元素，但应看到这些思想火花与近代自由主义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有学者指出自由有两种：一种指政治方面的保障，一种指人之内心生活的某种状态(张佛泉：《自由与人权》)。近代意义上的、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潮或流派的“自由主义”所指的主要是前一种自由，而传统文化中的自由思想元素主要涉及后者即内心世界的自由。严复就曾明确表示：“政界自由之义，原为我国所不谈。即自唐虞三代，至于今时，中国言治之书，浩如烟海，亦未闻有持民得自由，即为治之道之盛者。”(《政治讲义》)至于“虚”的、内心世界的自由如自由意志、特立独行品格、待人接物的“恕与絜矩”等，严复认为这些在中国古代是存在的，这种自由有些类似但非“真同”于近代意义上的自由。胡适也认为，中国古人所讲的自由主要是“面向自己求内心的自由”，而轻视了反抗外面的拘束力量、轻视了自由的外在保障。他指出：“东方的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西方的自由主义的绝大贡献正在这一点：他们觉悟到只有民主的政治才能保障人民的自由。”(《自由主义是什么？》)中国历史上并不缺乏追求精神世界的自由、争取思想信仰乃至言论自由的豪杰之士，但那种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灵魂与基石的自由，那种个体自由以他人自由为界、公权利以私权利为界的公民自由，那种保障自由的外在制度安排，的确如严复说的那样，是“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
二、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发展、演变及其特点
主持人：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传播到中国后，大体经历了怎样一个发展演变过程？又有些什么特点？
耿云志：如果把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加以梳理和考论，那么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既是一种价值观念，也是一个思想流派，同时还是在近代史上发生过一定影响的一派政治力量。这也恰好体现了中国近代自由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念被介绍到中国。斯时正当中国民族危机与国内政治危机交相煎迫之时，所以无论是严复，还是梁启超，都曾经长时间在个人自由与国群自由之间彷徨困惑。这个问题直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才大体得到解决。启蒙思想家和政治学家们分别从自由的价值和国家与“小己”的关系上论证了个人自由的不可让渡性。他们指出，争个人的自由，即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个人的权利，就是为国家争权利。他们还指出，国家是由个人积成的，先有个人，后有国家；国家是为个人而存在，不是个人为国家而存在。他们基本上是在个人优先的基础上统一了个人自由与国群自由的关系。第二阶段从新文化运动到抗日战争前，自由主义开始作为一种思想流派活跃于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上，并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声音和诉求。如上世纪20年代的《争自由的宣言》，20年代与30年代之交争人权的奋斗以及抗战前对自由民主政治的坚持等等，其代表人物主要有胡适以及以他为核心的一批学人。第三阶段是抗战和战后一段时期，在国共两党既合作又磨擦的态势下，自由主义作为中间力量得到成长。这是自由主义从一种观念的存在转变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力量的存在，形成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重要现象。其代表人物有张君劢以及民盟等中间党派领导人。但随着国共合作关系的变化，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其生存空间亦随之出现变化。
郑大华：中国近代自由主义能否分类，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看法。但我认为，由于中国近代思想家所处时代及个人经历以及学术背景的不同，他们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接受是有若干差别的。在时代上，有所谓传统(或古典)自由主义与现代(新)自由主义之分；在类型上，有所谓政治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和文化自由主义之别；在行为方式上，有所谓观念的自由主义与行动的自由主义。大致而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严复、梁启超等人接受的主要是以洛克、亚当·斯密和约翰·穆勒为代表的西方古典(或传统)自由主义，严复就翻译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穆勒的《论自由》，梁启超也介绍过洛克和穆勒的思想。五四和五四后的胡适、张君劢等人接受的主要是以杜威、拉斯基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或新)自由主义。因为胡适是杜威的学生，所以杜威的思想对胡适的影响更大；而张君劢翻译过拉斯基的《政治典范》一书，受其影响也更明显一些。又由于思想家们的社会地位、从事职业以及个人兴趣爱好的不同，他们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关注度和热情也有所差异。如严复和胡适，虽然也关心政治，有时还介入政治，但总的来看他们更关注思想启蒙，关注对自由主义的宣传，而对组党或参加政府则兴趣不大，他们主要是通过办报刊，发文章，以舆论来影响政治。所以有人称他们是观念上的自由主义者。而梁启超和张君劢虽然“徘徊于政治与学术之间”，但实际上他们对政治的热情高于对学术的热情，只有当政治之路走不了的时候，他们才去从事学术研究。他们一生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组党建党、从事实际的政治斗争中度过的。所以有人称他们是行动的自由主义者。另外，由于现代化过程所引起的传统的一元化网络结构的解体，造成文化道德与政治秩序的分离，从而使得一个人的政治取向和文化取向之间不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换言之，一个人在政治上持的是自由主义立场，但这并不表明他在文化上或经济上就必然也是自由主义者。比如我们上面提到的张君劢，他一生追求西方的民主和自由，在政治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在文化上，他又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是保守主义者；而在经济上，他主张实行社会主义。就此而言，我们完全可以依据人们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关注程度的不同，尤其是他们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立场，把他们分为政治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文化自由主义等不同的自由主义类型。
俞祖华：在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主要发生在政治和文化领域。中国近代的政治自由主义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以晚清严复、梁启超为代表，是政治自由主义的学理引介、研求与成型阶段；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胡适派学人的“谈政治”与谈人权为代表，是政治自由主义从书斋向社会拓展的阶段；以1934年国家社会党与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为标志，是政治自由主义组织化实现与走向高潮的阶段。而中国近代的文化自由主义主要循以下脉络演进:一是思想启蒙中的自由主义传统,它往往发生在政治自由主义、政治变革受挫之后。二是现代教育中的自由主义传统。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时，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方针，成为自由主义在现代教育中实施的典型代表。三是文艺中的自由主义传统。徐志摩、沈从文、林语堂等人以文艺形式表达对自由理想的追求，强调艺术的生命在于自由，艺术要充分展示、抒发个性。四是现代学术中的自由主义传统。如陈寅恪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标榜，提倡学术独立与学术自由，反对政治对学术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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