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段时间，我比较集中地读了几位学者关于中国改革的论著，其中，吴敬琏先生和俞可平先生对“增量改革”进行的深入研究，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也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
吴敬琏先生认为，1979年至1993年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增量改革阶段。当时，国有企业改革尚不能走市场化道路，加之国家对发展工业要求过高，造成总需求失控，经济秩序陷于混乱。国有企业的存量改革出现了困难，非国有部门和计划外部分的增量改革却不断探索，农村“包产到户”合法化，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快速增长，对外开放使部分地区与国际市场对接，增量改革逐渐从潜流变为主流，促进了民间资本的积累，市场力量大大增强，并为后来的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准备了条件。
俞可平先生则从增量改革的角度考察了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他认为，中国正在走上一条增量政治改革和增量民主的道路。这要求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必须有足够的存量，即必须具备充分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同时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实现新的突破，形成新的增长。增量政治改革注重稳定、有序和效益，要求在不损失公民已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增加原来所没有的利益。在近年来选举制度、立法制度、决策制度等领域改革有所推进的基础上，俞可平建议，深化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应当成为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一般而言，存量是比较核心和关键的部分，改革存量的技术难度很大，面临的阻力也很大，而增量大多是边缘部分乃至“体制外”的部分(如个体私营经济一开始就属于“体制外”经济)，在增量部分做改革文章，起初影响不会很大，阻力也不会很大，其发展和成长的过程不会十分引人注目，等到渐渐“坐大”之后，就形成了持续的、稳定的力量，并足以对存量改革产生辐射和带动作用，逐步改善存量的结构和品质。中国改革能够走到今年，增量改革战略功不可没。
但是，单纯的增量改革往往会带来消极后果。增量改革避开了存量部分，这决定了它始终无法解决存量部分固有的矛盾，无法克服存量的发展困境。而且，随着增量改革向纵深推进，必将受到来自存量部分的越来越大的牵制，这使得增量不断增加的结果，很可能不是“增量改变存在”，而是“存量同化增量”，从而不但令增量改革大打折扣，并且使存量的陈旧因素不断积累、巩固，使改革变得更加困难。
为了避免这些消极后果，必须在增量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果断启动针对存量部分的改革，使改革同时在增量和存量两个部分上整体推进。从1984年开始，中国经济改革进入整体推进阶段，从同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到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再到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推进不断深入，市场经济发展取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
相应地，我们现在应当认真研究，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建设如何从增量改革阶段进入整体推进阶段。十七大报告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在这个总体原则下，报告提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十七届二中全会进而把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确定为今后几年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这些都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初步具备了进入整体推进阶段的条件。 (凌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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