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我们可以找出许多渐进式改革及其成功的例子，但在这30年的改革史上，越是靠近后半段，越是难以用渐进式改革来概括，或者貌似渐进但却是失败的例子就越多。然而，另外的一些改革，则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不能称之为渐进式改革。比如国企改革中部分职工的失业下岗，无论是按照时间标准，还是按照补偿标准，或是按照其他的什么标准来衡量，则都可以称之为激进式改革，甚至可以称之为相当激进的改革。这项改革的激进与公车改革的渐进，无疑形成鲜明的对照。
再比如，关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人们也呼吁了很多年，而且在实践中可以看出，没有这项制度，腐败现象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遏制，但直到现在为止，仍然是“条件还不具备”。而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所要求的条件较近似的高收入者的收入申报(确切地说是高收入的工薪阶层的收入申报)，却能够雷厉风行地加以推进，甚至是当年制定政策，而相关对象还完全没有记录自己当年收入的情况下，就立即加以实施了。
在最近这些年，我们改革中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倾向，即凡是涉及减福利的，都非常神速，而凡是涉及削特权的，都进展缓慢。原因何在？就在所涉及的对象不同。就此而言，改革中的更实质问题也许不在于渐进还是激进，而是有无公众对改革的参与，公众的参与能不能影响甚至决定改革的进程。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30周年。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点位上，思想再解放，改革再出发，成为我们必然的选择。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革的新的背景，新的制约条件，也是需要我们正视的。 (孙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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