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路”作为现代经济系统中最基本的基础实施，公路这一公共产品“价格”上升或下降会发生“乘数效应”，公路使用成本越低，越能最大限度降低社会经济系统运行成本，提高系统的经济收益，这可能就是“要想富，先修路”谚语的本质所在，也是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将公路作为公共产品提供的深层原因。
2006年审计署对18个省市收费公路建设运营管理情况进行了审计调查并发布公告。公告其中指出，辽宁、湖北等16个省市在100条公路上违规设置收费站158个，至2005年底违规收取149亿元；部分地方政府“特权车”问题突出；少数管理部门机构臃肿，人员收入偏高；并提出降低收费标准、减少收费点等建议。(2月27日新华社)
其实对于收费公路乱收费的诟病，相信大多数公众感同身受。而现在，16个省市在100条公路上违规设置收费站158个，至2005年底违规收取149亿元的数字统计，可以说是对公众这种感情认识的一种“理性升华”与印证。这说明，一个权力与利益结盟的共同利益体，对于利益的追逐，已经到了一个几乎疯狂和不顾羞耻的地步。
当一种具有公益属性的公共产品一旦被权力与利益强力裹挟，进而形成垄断，那么其对公共利益的杀伤力不言而喻。收费公路其实就已经在事实上沦为了这样一个“垄断”产品。而且，高达149亿元的违规收费，说明这种公益被垄断裹挟的趋势，已经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普遍选择。其对公益造成的强力挫伤，也随之成为一种常态。不久前，“亿元巨款修绕行公路，新都被迫强行突围”的闹剧，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要想富，先修路”的常规，在“收费公路”面前，也被无情逆转。因为收费公路，四川新都不但是很多个体深受其害，对亿元巨款修成的收费公路敬而远之，而且，新都的投资环境也因为收费公路而“严重恶化”。这种悖论，可以说是“收费公路”丧心病狂的一种极致。
对于违规收费站的“抗争”，既有“官方”的，比如山西省政协委员8年内提交了5次提案，要求撤掉这个违规收费站，但至今仍没能撤掉；还有民间的，比如40岁的王金伍是一名普通的货运司机，从2005年3月起，他已经为同行代理投诉公路“三乱”达350件。然而，与149亿元这个“庞然大物”相比，无论是5次提案扳不倒一个违规收费站，还是“心在滴血，眼在流泪”的“维权专家”，都给人以“蚍蜉撼大树”的感觉。
更为重要的是，收费公路违规收费149亿，其对于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强力挫伤也可想而知。“公路”作为现代经济系统中最基本的基础实施，公路这一公共产品“价格”上升或下降会发生“乘数效应”，公路使用成本越低，越能最大限度降低社会经济系统运行成本，提高系统的经济收益，这可能就是“要想富，先修路”谚语的本质所在，也是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将公路作为公共产品提供的深层原因。早就已经有有识之士指出，遍布全国设卡收费的高价公路，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协调发展的最大“拦路虎”，并大声疾呼，应尽快恢复公路作为公共产品的本来面目。
中国收费公路路向何方？对于收费公路的这种困境，公共空间的讨论曾给提供出诸如“规范公路收费先要破除政府私利”、“将公路收费纳入政府审计”、“给每一条收费公路立个倒计时牌”等制度设计途径和治理思维。而近日北京市也出台了《北京市公路条例》，规定收费公路收费期满应当按照规定拆除收费设施停止收费，并由人民政府向社会公告。凡此种种，都可以被看作是突围收费公路困境的一种努力与尝试。但是，应该看到，“收费公路违规收费149亿”，“路”漫漫其修远兮，仍需要各方面的上下求索与抗争。总之，只有敢于突围，权力与利益的合谋受到制约了，突围这种困境才有可能成为现实。(石敬涛) |
